如今应牛配，社区走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前台”，承接万千民生需求，满足中国人对于“家门口”美好生活的多重期待
社区工作者应把释放的精力放在抓落实、强服务、促发展上，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康喆
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约75%的时间在居住社区中度过，到2035年，我国有约70%人口生活在居住社区——这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21年印发的《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中提到的数据。
如今，社区走到基层社会治理的“前台”，承接万千民生需求，满足中国人对于“家门口”美好生活的多重期待。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邀请社区治理研究者共同探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居民身边的社区如何让我们更好安居乐住。
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是什么？走出“等靠要”惯性，居民应如何看待自身与社区的关系？社区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如何融合互动、共创美好家园？
答案就在我们对“家门口”的美好憧憬与精心营造中。
社区的当代定位
《瞭望》：回顾社区治理的演变历程，我国的社区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张雷：新中国成立后应牛配，城市工作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不仅是工作场所，还承担着与员工及其家属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相关的社会职能。这一时期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主要通过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居委会的功能相对单一，主要管理对象是“单位”体系以外的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城镇化进程发展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进，原本由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障、福利等功能被大量剥离，“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商品房小区、拆迁安置房、城中村等多样化社区类型出现，社区范围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核心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我国坚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关键、政府治理为主导、居民需求为导向、改革创新为动力，健全体系、整合资源、增强能力，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近年来，随着为基层减负政策在全国落地见效，以及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社区更多转向搭建议事平台、收集居民需求并帮助链接资源，引导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提升。
王德福：当前，社区既是提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开展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随着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社区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发展期。
谈小燕：现在社区治理更强调对人的关怀，除了物质需求还关注精神生活、社会交往等需求；更强调多元参与，很多社区治理规划、项目实施以及公共事务处理等都有居民广泛参与。此外，社区自治组织、专业化社区服务、社会工作机构等也加入社区治理框架，逐步形成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瞭望》：一些居民将社区居委会视为“政府办事处”，如何扭转大家对“万能居委会”的期待？
王德福：居委会更像是连接政府与居民的“转换器”，让政策落地更贴民心、民意表达真实高效。扭转“万能居委会”的社会认知，可以从四方面着手。
一是厘清权责边界，比如通过明确职责事项清单、建立事项准入制，减少社区过多过重的行政性事务；二是推动政务服务下沉而非任务下沉，比如通过吹哨报到、综合执法进社区等，让职能部门直接响应、参与社区疑难复杂问题解决；三是加强宣传，合理引导预期，让居民明白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四是搭建有效参与平台，让居民有机会、有渠道参与到社区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之中。
张雷：首先，将本不属于居委会的行政事项和责任归还给政府职能部门，将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归还给居民；其次，在减少社区行政负担的同时，赋予其履行职能所需的资源，提升其服务居民群众的能力素质；最后，评价社区工作的好坏，不是看台账是否漂亮、材料是否齐全应牛配，而是看居民满意度如何、社区难题解决多少、居民参与度多高。
《瞭望》：如何让社区工作者释放的精力更好转化为服务效能？
王德福：社区工作者的精力分配，本质上反映着社区工作者的定位。作为党和政府在基层直接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社区工作者应当更多出现在小区楼栋、居民家里、议事广场等，把更多精力用于与居民沟通，了解其真实需求；组织居民议事、策划社区活动，引导居民自我管理；链接社会资源、物业、驻区单位等，协助解决社区治理难题。
张雷：减负意味着责任重构。社区工作者应把释放的精力放在抓落实、强服务、促发展上，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提升自身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
邻里共治新生态
《瞭望》：居民、社区“两委”、业委会、物业、社区组织等之间应如何互动，让社区治理兼具韧性、温度与效率？
谈小燕：一个健康的社区，应是各司其职的“共治体”：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居民自治，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展开协同共治，如同一个精密的齿轮组，每个部件都精准咬合、高效运转。这就需要厘清各自的职责边界、形成合力。
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战斗堡垒，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联系社区内每一户家庭和居住者。居民是社区一切治理和服务的出发点和最终受益者，应具备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业委会由全体业主选举产生，代表业主共同意志，应做好业主利益的维护者、物业服务的“考核官”。物业公司受业委会雇佣，按合同提供专业化、市场化服务，其角色是服务提供者。社区社会组织包括志愿者团队、兴趣社团、专业社工机构等，能够提供精细化、个性化、专业化服务，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补充。
《瞭望》：如何激活更多居民的主体参与意识，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张雷：提升居民社区参与度，需要紧密契合社区不同年龄、身份、职业居民的真实生活需求。关键是做好“民情分析”，通过走访、调查、座谈，分析居民关心的难点、堵点，在此基础上设置议题，引导居民自治。
王德福：应找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驱力，实现居民从被动接受服务向主动参与治理的转化。比如住宅小区的邻里关系类、物业管理类事务，直接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社区应善于抓住这类事务，寓治理于服务、以服务促治理。
谈小燕：除了议题是否围绕居民关心的切身利益，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深度，还取决于后续是否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比如，可以通过搭建包括公众号、微信群、社区报等参与平台，对居民建议及时回复；从轻量化场景起步，组织居民参与兴趣团体，通过“玩”在一起建立有效的关系“连接”，积极培养有热情、有想法的居民发挥带头作用，共同讨论公共事务。
志愿者在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物流工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红蚂蚁”志愿者驿站为集装箱卡车司机服务（2025年4月10日摄） 黄宗治摄 / 本刊
此心安处是社区
《瞭望》：应如何建立情感纽带，将居民对“家门口”的认同感更好转化为治理资源？
张雷：应坚持因地制宜，将物理空间的“附近”转化为情感与文化的共同体。比如，活化微小空间，将社区边角地、闲置空间改造为社区客厅、共享花园、儿童乐园等，打造非正式的公共交流场所，为居民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型社区关系创造条件；挖掘社区文化底蕴，结合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民俗风情等因素，提炼可视化的社区标识，潜移默化地增强居民对“共同家园”的认同感。
《瞭望》：如何完善考核机制，将居民的幸福感融入对社区工作者的考核？
谈小燕：用好考核指挥棒，是推进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当社区工作者从“应对上级”转向“服务居民”，会更用心营造“此心安处是社区”的共同体。
谁来评？从上级评转向多方评，引入居民、第三方等评价主体，打破单一的上对下考核模式。评什么？将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自治事项作为指标，同时减少对台账、报表、留痕的考核，重点看问题解决了没有、社区变化了没有。怎么评？加强过程性评价，日常建立动态、持续的感知系统，而非年终一次性打分。
同时，把握好考核弹性。完善的考核机制，最终目的是引导和激励社区工作者更好为居民服务。不同社区、不同居民的诉求不同，面临问题的难易度不同，考核尺度既要合情合理，又要精细准确，切忌“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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